“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当被问到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导学关系之间的差异时，中科院院士及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这样说。据他介绍，一位伯克利的教授已经带了六七十个博士生。美国的高等科研教育和国内比起来具有怎样的优势？在科研学习方面，学生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优势领域、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并保持学术志趣？来听听杨振宁教授的感悟。

　　只有遇到好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

　　美国教授更喜欢和学生交流？因人而异

　　国内跟国外大学的教授、导师之间的交流情况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美国不同的学校，导学关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教授对与学生交流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美国的教授博导们相较之于中国的教授导师来说，并不存在更为普遍明显地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倾向和动机。

　　哈佛大学有一位30岁左右的理论物理学家，年轻有为锋芒毕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办公室，很少去跟学生交流的导师——学生想要跟他交流还得排队。但是因为他的名气大，哈佛的名气也大，很多优秀的研究生都往他那里跑，而且他回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你最准确的指出问题根源。总的来说，美国的导学关系大多取决于导师自身，学校不会刻意插手管这些。

　　过去在西南联大的时代，学生交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我们可能随时随地会展开讨论——比如吃饭、喝茶的时候。尽管讨论的大多是课程问题，但像世界大事、历史、文学、艺术等内容我们也有涉及。如今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也诞生了很多像调查、实践、走访等交流形式，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以往的学术交流比较单纯直接，而现在则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很难讲二者孰优孰劣，但它们对于每个人学术认知产生的启发作用，我想是一样的。

　　“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经带了有六七十个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我们带博士生的立场不同。我的态度就是：只有遇到好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当我没有题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博士生。而那位带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没有题目的时候，也会让新同学尝试一些可能拥有研究前景的课题方向。他们的研究逻辑就是：借助学生在不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网探索，发现有价值的课题方向，自己再与学生共同研究进步，得到学术上的提高。

　　如今导师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而对学生的兴趣点并没有太多的在意。我并不佩服很多有名气的美国教授，因为他们做研究带学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别是那些指导实验的课题组——导师接了很大的科研项目，借助组内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些项目。尽管做好这些项目工程也很有价值与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跟真正意义上做学术的方法逻辑相比还有不少距离。这种环境下，你去跟导师沟通你的兴趣点，他不一定感兴趣，他也不一定对这些方向有了解认识，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

　　美国研究机构为何吸引研究生？

　　在国内有普遍的观念认为到美国留学的同学就能大有所为，这是绝对的误解。只能说国内外的大学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导向的，但绝不能说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比清华强。不过至于研究生教育，美国可能就有些优势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通常拥有更多在学科前沿做得风生水起的导师。而在中国，这类学者的数量比例相对较少。

　　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像美国顶级名校一般的高密集的学术大师资源。不过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前沿学者交流访问，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关于中美教育逻辑异同，中国的教育哲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有一个很扎实的底子——我们的学生到美国考试都比同辈的其他国家同学成绩要好。这当然也有坏处，你会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去等待老师给予你建议：这个能做，你就去做；这个不能做，你就不会去做。慢慢地你会缺乏探索的热情与勇气。凡是堪称伟大的研究成果，很少是通过别人的指导和启发而做成的，更大可能是由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做出来的，靠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这也是做研究生最难的一点——学会如何独立思考问题。

　　牢记还有“诗和远方”，保持学术志趣

　　如今全世界研究生得到博士学位所需要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曾经，搞理论的两年三年就能拿到学位，做实验的可能需要三到四年。而现在很多博士七年八年的时间才能毕业。美国这种情况更甚于我国，我们的研究生比同时代的美国人、还有过去的研究生都有更大的压力。

　　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北大有一个研究物理的教授，已经退休了，他从小业余兴趣就是收集邮票。当在学术进度受阻碍的时候，他为了分担压力，维持自己的兴趣，转向专门搜集跟物理相关的邮票——印着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邮票。就这样坚持到了七八年前，他出了一本书，记述了关于他收集这些邮票的故事。这本书也让它在量子力学诞生八十年庆祝大会上获奖，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学术志趣很重要，但同时你也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志趣之火不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