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我大概分四节来讲，第一节，作为文化传统的家庭，中国的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的不同。其实放眼世界，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样一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当成了最基本的单位，基于家庭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和形态。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尽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体，比如中国走婚的家族，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这就启示我们，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具有无可怀疑的普世性的社会价值。当然，在各个不同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语境中，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内，对家庭组织会有一些同中之异，就是共同中的不同。

　　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强大，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学说--儒学，曾经把家庭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育和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又当成了实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最近三中全会决定，允许一部分的家庭有两个孩子了，我觉得这个政策有一点很好，就是孩子们终于开始有弟弟妹妹了，否则我们儒学里的孝悌完全没有办法去操演，为了能够强调这种基于家庭精神的价值，儒家文化会告诫社会成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地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就会自动地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的经验证明，儒学是一个理想形态，实际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层出不穷，但儒学这种想法仍然作为一个精巧的道德暗示有效使大部分人都能获得这样一种文化的理解，再从家庭推及到社会上去。刚才俞老师讲的也有这方面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这正是中国文明得以更续繁衍的关键。由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底蕴丰厚的家庭文化传统。

　　我到过东山去看到王鏊的家，一直更续了几百年，一直到了新中国他们家族还出了好多的学部委员(院士)，这说明什么呢？在一个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文明常态的耕读传家的延续，这就和五四时代对于中国家庭的偏见指责正好相反，真正能够在这种正常环境中间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了，因为他在其中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味了最为丰富的人情。他们教育的完整性是最有保障的，而对自己的前程也最有把握。

　　"为了养家糊口，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一旦挣到钱后，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最后，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便返回家乡，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结果都一样。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这段话的作者是一个叫做卫礼贤的汉学家，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国家巴金一代作家写《家》、《春》、《秋》这些作品的时候，当中国人在不断批判自己家的时候，你看外国人怎么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是成功的，孩子们不断长大，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他讲了好多中国在家里面操演出这样一种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且他把这样的家庭亲情带到社会。我们现在老说，想要一个和谐的社会，其实这个德国的汉学家卫礼贤说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种对于家庭的珍爱，从泛爱天下的角度来说，在哲学上是特殊主义的。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还是先爱你的爹娘然后才去爱别人的爹娘。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爱全天下人的爹娘都跟爱我的爹娘一样，因为这个爱扩散出去，还是有所稀释的。这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基督教拼命地攻击中国儒学的一个主要的口子，就是说你是特殊主义的。尽管我们无法从逻辑的起点上就满足基督教平等主义的理想要求，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重也往往饱含在世家旺族之中。也就是说，出生于这样的传统家庭，自然会对高雅文化有更好的传承。相反，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自然会更平均化，但在这个平均化的过程中间，全社会最精致的社会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标准都趋于"粗鄙化"。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在美国一个大学遇到一个黑人，领结打得非常精致，然后过来跟我握手，温文尔雅地跟我讲中国的长城等等。他走了之后别人告诉我，这是安南(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弟弟。他来自加纳，尽管这个国家可能多数人还很贫穷，可是仍然有能够涌现出做联合国秘书长的家族，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教育。而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具有这样教养的家族，因为我们全给荡平了。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氏族并不是因为当官和财产，而首先是因为他的家学而区别于其他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文化里正常的语境中，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延续的放大的自我，还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给人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超越。哪怕是有限的超越，仍然会给社会带来相对积极的成果。

　　作为一个长期的有效的文化暗示，儒学还有这样的介绍，人生的快乐并不是在个人，而在于人与人之间，于是也就蕴藏在每个家庭中间。王维笔下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有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说明了这一点。相反，个人一旦失去了群体的安乐窝，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甚至罹患癌症的比例都会增加。中国民族思乡、思亲的民族情结是非常重的，只要看每年的春节，那简直要把整个中国的交通都给堵住了，就是为了回家一趟。

　　革命后的废墟与滋生

　　第二个讲到我们的痛心事，革命后的废墟与滋生。令人惊讶的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被以西方的框架去诠释的中国的《红楼梦》，《家》、《春》、《秋》，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占据压倒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申诉，这就正好反映了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的一种冲击。所以胡适他们提出体现了个人孤独的易卜生主义，就是要强调一个孤独的个体代表了历史趋势的怀疑观念，意思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儒学是先进的，而利己主义是落后的，但西方的易卜生主义传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最落后的东西突然在西方的解释下，变成最先进的，于是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困境。

　　再有像燃烧的革命，又在不断地起着破坏作用。哈佛大学教授怀默霆，我问他要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学术》上。文章很有意思的观点是，现代化进行的过程中家庭会越来越小，家庭的其他功能会越来越少，可是他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发现了一个悖反的规律，因为台湾显然比1978年开始的中国大陆要现代化很多，可是台湾的家庭相对完整，中国的家庭却已经是一塌糊涂了。文章解释，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削与在全民强烈的压力下，中国大陆的家庭的规模和功能远比台湾的家庭规模更热，这种历史发展中的错位悖论和反差，足以说明1949年以后对中国家庭继续的破坏，并不是现代进程中的必要阶段和必要牺牲。

　　我们残缺不全的，没有文化的家庭，就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中继续发酵了。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家庭已是面目全非，但它毕竟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起到了关键的纽带和发动机作用。也就是说纵然中国的家庭在文化严重残缺的情况之下，毕竟建立于血缘的天然的社会单位内部的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的默契和信赖程度最高，最适合一穷二白的原始积累的起步阶段。由此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被说成是现代化阻力的最被人瞧不起的家庭，反而给中国的奇迹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社会组织方面的基本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层面的家庭文化对激进主义的思考，这个社会细胞的功能就走向反面，长期不管不顾的独生子女政策，也许自然生态的压力日益缓解，却对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只有到这时候，我们才痛心地醒悟到，其实把传统和现代这样水火不容地对立起来是多么糊涂和荒唐。

　　如果你问问那些东窗事发的贪官，他们往往本来是爱孩子，结果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去追问，在这样一个畸形而破碎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个家庭享有的起点越高，面临的风险反而越大呢？为什么越是无原则地疼爱孩子，反而会给下一代孩子的成长造成了难以逾越的人格障碍呢？

    我们应该传给下一代什么

　　进入下一节，我们应该给下一代什么？兢兢业业维护家庭和辛辛苦苦累积的家业到底能向后代传承什么呢？其实排列组合四种算起来顶多可以传承的，第一种就是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这样的话，情况当然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相当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在社会上大获成功的几率，统计起来肯定会微乎其微，而充其量也只是慢慢向上流动，以便再给接下来的一代去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北大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卖猪肉去了，后来又回到北大，发现校园里的情况跟当年不同了，当年他那样的孩子很少能再进来，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相形之下更糟的是第二种，只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了身外之物。也许人们没有想到，这种起点看起来很高，身在其中还以为特别优越的，其结果反而更加可悲，有的时候可能比前一种危险性更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把两句谚语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来，一是说富不过三代，或者说是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另一个是当过帝王者当知百姓之不易。

　　第三种就是我说的中国的伟大的家族，他们相对而言主要向后代传授的是家教和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难免也要受寒窗之苦，不过这样的刻苦训练却也正是他们砥砺人格的入门功夫，所以相比起来说不像前面那么被动。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和义宁陈家等等，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文化上的家风。正因为这样，在中华文明还像个文明的时候，也就出现过许多家学渊源、子承父业的学者。由于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所以也就在人生的道路上，享有更令人羡慕的起点和轨迹。

　　其四，家长以高度的和双向的警觉，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的基础，以使后代在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自不待言，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生平台，肯定是最为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不怕败兴地讲，即使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些，也并非不会再产生出新的烦恼，特别是被上代看重的、甚至被视作家族使命的前景，却并不为下代所认同和喜爱，此时过于厚重的家族产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就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他爸爸没什么文化但生意上很成功，他在全国有六千家分店卖地板。于是他从小就被下令说，你只许上一所学校，就是哈佛的商学院，结果因为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后来也没上成。我说这样不是把孩子封锁了，把孩子逼到绝路上了吗？我当时问孩子说，你只愿意做生意吗？你家这么有钱，你还想学做生意吗？等到他从国外上学回来以后，对爸爸说，我最烦就是你卖那地板，所以他爸爸很失望，就他这么一个孩子。有一个小说，也是说同样的事情，这个小说叫《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作为企业主继承人的吕西安也是这样，一个人从小被定下来。看起来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他很痛苦，所以想对自我基因有一个永远的呵护，只不过是善良的愿望。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伸四代，耕读之家，勤俭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绵延十代八代。越到后面，实际上越是文化起作用。十代八代对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林则徐书房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增其过"，这是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也是一种忧患的意识。我们中国所有的好传统，一旦西风随全球化吹来，这种经过历史洗礼的行之有效的家庭文化就被隔除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造成了确凿的伤害，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说一方面当今社会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普遍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已经是众所抨之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也是社会风气遭到了毒化。另一方面，即使这样人们也没去反思，整个中国社会肌体的萎缩是从家庭这个细胞开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火候还没有试够，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文明的主要细胞出了大问题。

　　始于家庭而达于天下

　　讲最后一节，始于家庭而达于天下。中国文化，或者说家庭文化，最容易被诟病上一个特殊主义，所以我特别要强调，喜欢家庭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营私，你是为了去操演更丰富的社会情感。要体会早已被摆在那里的教训，人类最难理解的是什么呢？正如儒学一方面是为己之学，但另一方面儒学又是强调利他主义。在人生这样一根微妙平衡木的两边，古代的儒者们早就看到了，虽然一定程度的自卫和自保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那是个人生存的先决条件，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高瞻远瞩地看到，赤裸裸的自私牟利行为，从长远和发展的眼光看反而是最不能自卫和自保的。无论如何，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乃至沿着"修齐治平"的逻辑而外推出的、作为其他同心圆的社会组织，都必须既跟其他的相关社会单位，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与平衡，又必须让自己的精神立足点，在不断上升的人格修养中，去朝着更为高远的境界迁移与提升。所以切忌简单化地望文生义，要看到恰恰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发展，保障家庭的和睦，向社会传达这种家庭传承的念头，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蕴的，也可以是毫无文化可能的。每个人都想往下传，传的东西不一样，可以是很有社会担当的，也可以是全无责任心的，既可以是纯属自私的行为，也可以是超越立场而把忧患的关切推广到全社会的。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认同的扩张中间，人类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去呵护他们的家庭，正如他们也同样要充满仁爱之心，从家庭走出来，去呵护其他如社群、族群、家国、天下这些社会单位。

　　引孔子的话，上乐施则下益宽，就是你家里富了，你一定要教你孩子知道怎么去施，这个施甚至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你自己。每次我跟我的孩子出门，看到乞讨的，我一定掏出钱来让我的孩子送过去。还有"富则天下无苑财，施则天下不病贫"，这是古人就已经有的，到现在中国却又倒回去了。由此可以看到，尽管前面已经说，家庭在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作为教化的起点和修养的门禁，对于具体的人生历程而言的确是特殊主义的，但是这样一种特殊主义作为一个生命的特殊印记，却不能够沿着西学的逻辑，被说成是儒学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认为，正因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认同扩张是一气呵成的，其间并无其他文化中那种艰辛，它仍是保有原先所有的特殊主义环境，保有着亲情家庭，这是非常好的一面。但是反过来我们必须知道，儒学基于家庭而施行的德行培养尽管立足于这样一个最小的具体社会单位，但其人格培养的目标却从来都是指向利他的舍身取义的君子，绝非自私自利的小人。所以尽管儒学对家庭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但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实际上它最后要达到的是家庭要达于天下。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从起点上是特殊主义，最后达到的是普遍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虽则始于家庭却有心向天下或达于天下的儒学，就确凿地传达了普遍主义的意向。家庭毕竟是最微小的社会单位，所以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单位中间，应该首先体会和习得父慈、子孝、兄良、弟悌这样的社会情感，然后再把这个修养逐渐地推广到社会上，而不是把它据为一个谋私的营垒，然后再想方设法与全社会为敌。无论你的家庭多么重要，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扩张、膨胀，也就是说如果哪个家庭的威权盖过了社群，那就会使得社群里的其他姓氏，乃至远房的本姓后裔在事实上成了它的家奴。另一方面，如果家庭的利益居然盖过了整个国家，也就沦为了家天下，从而引喻失义，家庭的呵护也就变成了专制的残暴。

　　我最后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这样的家天下，黄宗羲当年已经就有过很大的批判，在黄宗羲之前儒学确实做了很大的社会流通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有待黄宗羲突破。后来为什么无论是梁漱溟，还是牟宗三，他们一看见西方的民主都大为高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制度更像是儒家想要的东西，叫正中下怀。总而言之，大家看黄宗羲的话"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把一家一姓的问题也推倒掉，这是完全符合儒家自己的一个想法。

　　著名汉学家狄百瑞也说是黄宗羲第一次否定了这个东西，接下来梁启超写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的家谱而已，只可惜当时我们是希望从高点向上去推的，未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是欲速则不达。事实上推翻一家一姓的心态，那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反问一下周遭的情况，再对比历史上的痕迹，到底是历史发生了可取的进步，还是发生了可怕的退步？就现在的高考来说，它仍然是保证我们的孩子一定的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高考，比如说俞敏洪校长，还有我，我们都不可能出来。中国最好的朝代就是北宋，范仲淹、欧阳修都讲教育平等。我们痛心地看到，在社会财富暴增的今天，那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贫困寒微的孩子反而越来越受到出身的制约了，社会流动方面在反向发展。一旦因为社会鸿沟过多和过于固化，最后坠入了整个社会的玉石俱焚，哪怕是最谋私的家庭，包括那些极少数抱团取暖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家庭集团，最后也会悔之莫及地发现他们过于吝啬的短视行为无异于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