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教育改革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甚至激烈冲突。评价高考改革成败，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益相关者认可”。

       中国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公信力最强的国家级考试。每年，全国有９００多万考生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大学。这样一项关系千万家庭利益，对促进国家教育公平作用巨大的制度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２０１４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权，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力图实现促进教育公平、高校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操作层面上要遵循规律、试点先行、稳妥推进。

高中学生选择机会显著增加

       学生和家长感受最直接的考试制度未来怎么改？“从上海和浙江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情况看，将来６月份只考语文和数学，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钟秉林说，“未来高考，不再进行文综、理综统考，而是学生在高中阶段课程中自选三科，平时参加等级考试，加权赋分，计入高考成绩。上海６选３，浙江７选３，分别有２０种和３５种选择，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

       而与高考方式改革同时进行的是考试内容改革，重视对考生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

       在钟秉林看来，未来高校录取学生时，在语数外统考成绩和学生自选三科成绩的基础上，将更加看重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注册入学和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仍将继续探索。“重要的是所有录取工作都要放在阳光下进行。”他说。

倒逼高考改革有三个压力

　　１９７７年中国恢复高考。钟秉林说，“当时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从大量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人才进入大学深造。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根据‘十三五’教育规划，２０２０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５０％，即进入普及化阶段。

　　在这个背景下，大学分层分类趋势明显。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校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同，方式不同，一张卷子已经不适合高校选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从基础教育发展来看，高考也需要进行改革。目前，中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入到深化课程改革和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质量的新阶段。高考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适应和服务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促使高考必须改革，”钟秉林说，“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使教育公平性受到损伤。”他说，比如高考加分，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大、身份造假等问题，极大损伤了教育公平。

促进公平需要社会配套改革

       去年，全国有１２万学生在各地参加了异地高考。钟秉林说，异地高考若干年前还不是问题，随着时间的延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凸显出来。

       “这是高考改革促进社会公正的一个方面。”他说，“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社会配套改革，例如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到位了，异地高考就不再是问题。”

       近年来，国家将每年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增量全部投放到西部和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缩小省际高考录取率的差异；重点大学每年拿出专门计划，面向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定向招生，单独划线、单独录取，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这些都是通过高考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举措。”

       ２０１７年，上海、浙江将全面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新方案；北京、天津、山东、海南４个省市将正式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评价改革成败？钟秉林说，教育改革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甚至激烈冲突。

       评价高考改革成败，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益相关者认可”。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学校与中小学校协同改革、共同探索；需要学校、政府与社会协同联动，形成改革共识与合力；需要审慎权衡，加强试点跟踪和政策评价，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钟秉林说：“我觉得，改革走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强。”